留學新時代 30年121萬人中國涌起史上最大留學潮
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發生了一系列對中國現代史具有開創意義的大事，“文革”后恢復大規模派遣出國留學人員便是其中之一。
這一年的6月23日，鄧小平同志作出了擴大增派出國留學人員的指示。12月26日，首批訪問學者在中美建交前夕起程赴美，成為我國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事件，成為中國打開國門、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
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新華社“新華視點”記者尋訪了多位當年的親歷者，他們講述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
鄧小平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要成千成萬地派
1978年6月，“文革”結束不到兩年，中國百廢待興。人們的思想還受著“左”的束縛，關于“真理標準”的討論剛剛展開。在這樣的背景下，鄧小平同志關于擴大增派出國留學人員的指示令人驚喜。
這一指示是6月23日鄧小平同志在聽取教育部關于清華大學工作匯報時作出的，地點是中南海。當時在場的四位老同志如今都已過世，時任教育部外事局副局長的李瓊對記者回顧了她了解的情況。
“當時的教育部部長蔣南翔聽了小平同志的指示，回來以后很快就向我們作了傳達。”李瓊說，“看得出來，蔣部長當時很興奮，因為小平同志的決心魄力非常大，我們聽了也很興奮。”
今年87歲的李瓊清楚記得，鄧小平這樣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教育部研究一下，花多少錢，值得。今年三四千，明年萬把人。這是5年內快見成效、提高我國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
“當時高考剛恢復半年，全國大學里的本科生都還很少，小平同志卻對留學生問題如此大刀闊斧，確實令人振奮。”李瓊說。
她回憶道，鄧小平當時說，現在我們邁的步子太小，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我們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大學水平，一方面要派人出去學習，這樣可以有一個比較，看看我們自己的大學究竟辦得如何。
李瓊認為，當時，確立改革開放路線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尚未召開，而鄧小平關于擴大增派留學人員的指示已經充分體現了“開放”的思想。她印象特別深的是鄧小平關于留學生管理的指示：留學生管理方法也要注意，不要那么死。留學生可以住在學校，也可以住在外國朋友的家里。暑假還可以讓他們回來一下，了解國內情況。
“當時我們在留學生管理問題上還有些害怕，擔心叛逃一個不好交待。”她說，“小平同志認為，不能把留學生圈起來，要放開手，讓他們接觸派往國的社會和群眾。留學生不能光學習科技知識，還要廣泛了解國外經濟社會狀況。留學生絕大多數是好的，個別人出一點問題也沒什么了不起。”
這體現了一個國家領導人的博大胸襟。鄧小平作出擴大增派出國留學人員的指示并非突然。“四人幫”垮臺后，鄧小平復出，他首先抓的是科教。他認為，我們國家要趕上世界先進水平，要從科學和教育著手。在1978年3月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上，鄧小平深刻闡述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科學技術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作用的基本原理。
“小平同志以極大的政治勇氣，正確評價了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糾正了"文革"錯誤。擴大增派出國留學人員也體現了這一點。”李瓊說，“"文革"十年耽誤了整整一代人，人們都想爭分奪秒把失去的時間搶回來，小平同志的指示體現了人民群眾的愿望。”
鄧小平作出指示后，教育部不到20天就拿出了《關于加大選派留學生數量的報告》，對出國留學的各種問題作出了詳細的規劃。
鄧小平的遠見卓識開啟了中國留學史一個全新的時代，引發出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留學潮。
中美13天艱苦談判打通留學之路
打通出國留學之路并非一帆風順。1978年，中、美兩國曾就這一問題展開過一輪艱苦的談判。
今年68歲的中國駐加拿大渥太華總領事館原教育參贊郭儀清是當年談判的參加者。她回憶說，中央作出擴大派遣留學生的決定后，隨即派出了一個訪美代表團，主要目的是落實1978至1979學年中美互派留學生的方案，爭取把中方留學生進入的學校、專業、人數基本定下來，對有關派遣的政策性或具體問題達成協議。
“當時中美關系還處在互派聯絡處的階段，這個"中國教育代表團"便以民間面貌出現。團長是周培源，用中國科協代主席、北京大學校長名義。顧問由當時的教育部副部長李琦擔任，用中國教育協會副會長名義。代表團于1978年10月11日抵達華盛頓，從12日起正式談判。”郭儀清說，“美方以國家科學基金會主任理查德·阿特金森為首，成員由國際交流署署長和白宮、國務院、國家科學基金會等有關人員組成。美國總統科技顧問、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普雷斯參加了首次會談并致歡迎詞。”
談判的另一位參加者、外交部檔案館前館長廉正保說：“當時正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中央已經開始向改革開放方向突破了，所以我們這個代表團是抱著一片誠心去美國商談的。但那時中美建交談判正在進行過程中，美國對我們的態度沒有底數，還有各種疑慮，在這次關于派遣留學生的談判中不斷地對我們進行摸底、試探。”
談判之初，雙方意見差距較大。廉正保說：“一個問題是留學生的人數。我們提出，1978年至1979年派遣500人。美國人覺得太多了，他們說，美國首次向中國派留學生只能派幾十人。我們把中國的人口、經濟社會形勢等的國情向他們作了耐心解釋。”
郭儀清說：“對于中國留學生學習的科目，美國方面也很保守。我們想學的是理工科，而美國提出了很多限制，特別是一些高精尖的學科不想對我們開放。他們只希望我們去學語言，這當然與小平同志提出的快速提高我國科技水平的要求不符。在這個問題上來來回回談了很多次。”
“中國教育代表團是中美上海公報發表后中國派出的第一個談判代表團，當時中美還沒有建交，在兩國沒有外交關系的情況下，各種具體問題怎樣處理？情況錯綜復雜。”廉正保說，“美國方面的一大擔心是，中國留學生會不會遵守美國的法律法規？出了問題怎么處置？從這種疑慮可以看出，當時西方社會對中國的誤解還很深。”
中國教育代表團在美國逗留了13天，受到國際社會廣泛關注。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著名華裔科學家楊振寧、李政道全程陪同。由于談判一波三折，后來代表團分成兩組，一組到美國各知名大學參觀，另一組留在華盛頓繼續談。
最后，經過反復爭取，雙方達成了11項“口頭諒解”。其中明確了“在1978至1979學年美方接受中方500名至700名留學生、研究生和訪問學者，中方接受美方60名留學生、訪問學者”。還議定，“雙方鼓勵兩國的大學、研究機構和學者之間進行直接接觸”。
1979年初，鄧小平率團訪問美國，在與美國總統卡特所簽的協議中，將中美關于派遣留學生的口頭諒解作為正式協議加以簽署，從而載入史冊。此后，中國政府和民間教育代表團紛紛出訪日本、加拿大等國，同時也接待了各國訪華代表團，商談互派留學生事宜，簽訂了一系列合作協定和執行計劃。隨后，我國與蘇聯及東歐各國互派留學生的工作也逐步恢復。
30年121萬人，中國涌起史上最大留學潮
1978年，清華大學機械系講師柳百成已經45歲了。他無論如何都沒有想到自己會成為“文革”后首批赴美的52名訪問學者之一。
如今已是中科院院士的柳百成以“絕大的驚喜”來形容當年的心情。他的父親解放前是上海的民族資本家，他的岳父——一位早年留學法國的老知識分子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受迫害自殺。這樣的家庭背景曾讓柳百成吃盡了苦頭。他幾次進入赴蘇聯等國留學的名單，但最后都被“刷”了下來。
知識分子在“文革”中被罵作“臭老九”，但柳百成一直偷偷堅持閱讀書籍和期刊，他堅信“知識就是力量”。1978年11月，清華大學機械系得到一個赴美留學名額。柳百成連闖系主任口試、學校考試、教育部統考三關，最終被批準赴美。他當時的感慨是“養兵千日，用兵一時”。
“當時選拔的第一標準是外語水平，而不是政治條件。相對于"文革"時期，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柳百成說，“我甚至成了赴美訪問學者團的總領隊，這讓我感覺到，一個任人唯賢的時代真的到來了。”
1978年12月26日上午，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京接見赴美訪問學者團全體成員。當晚，周培源和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親自到首都機場為他們送行。如此高的規格，讓大家感到此行意義非同尋常。
當時中美尚未直接通航，訪問學者團由巴黎轉機赴美。在巴黎機場，中國駐法國大使告訴柳百成：“我們得到消息，在紐約機場有外國記者要采訪你們。你們是否接受采訪？”柳百成和其他人商議之后決定：“接受。”
他們在飛機上起草了一份聲明，柳百成至今清楚記得聲明的內容：“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美國人民也是偉大的人民，我們不僅是為學習美國的科學技術而來，也是為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而來。”他們在紐約機場燈火輝煌的接待大廳里對幾十名西方記者宣讀了這份聲明。
柳百成在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學習了兩年，他最深的感受是，美國科學技術突飛猛進令人驚嘆：“當時我還沒見過計算機，而在美國房東家里，三年級的小學生都有了一臺蘋果電腦。”
柳百成認為，留學經歷對他的學術成長起到了關鍵作用。他運用美國的先進儀器，首次進入了材料科學的微觀世界。他和美國大學本科生一起選修電腦課，回國后開辟了一個嶄新的研究領域——計算機模擬仿真研究，用高新技術帶動和改造鑄造這一傳統產業，取得了豐碩成果。
翻開史料，自1872年清政府派出首批官費赴美留學生至1978年，106年間，中國出國留學生總數只有14萬人。而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總數已達121萬人，分布在100多個國家。出國留學人員派遣的規模和力度，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截至2007年底，留學回國人員已達32萬人。他們在我國教育、科技、經濟、國防、社會發展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據統計，留學回國人員在許多重要崗位占有很大比例：教育部直屬高校校長占77.61％，兩院院士占80.49％，國家重點實驗室和教學研究基地主任占71.65％，長江學者占94％，國家863計劃首席科學家占72％。
在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同志曾經預言，“一個人才輩出、群星燦爛的新時代必將很快到來”。今天，人們看到，小平同志的期望正在變成現實。
來源：新華網
